道情十首 其一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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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诗作于1839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自，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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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故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故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故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故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故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故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故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故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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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是写菊花之梦，也是写咏菊者之梦。因写梦境，故用扑朔迷离的笔法。菊花在酣梦中进入和云伴月的佳境，去寻高朋结良盟。但这种美妙的境界常被打断，因之产生种种懊恼和幽怨。

　　因为林黛玉的孤傲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因此她的《菊梦》和《咏菊》《问菊》一样，也比较扭曲：“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她做这个梦，不是为了羡慕庄周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纯然感觉，只是为了效仿陶渊明，作一作能博取美名的清高秀。

　　总而言之，林黛玉的清高正如这些菊花诗一样，是刻意装出来的。是在明知“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的情形下，而刻意效仿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小文人式的对世俗名位的求之不得的哀怨，并同时博取清高的美名和旁人的同情。因此，一遇到真正能考验她能够取法陶令的时候，她就丢下这些“孤标傲世偕谁隐”、“满纸自怜题素怨”的标榜而不管，一个劲地去高歌“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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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闻笛”用向秀山阳闻笛，怀念嵇康、吕安典。淮阴亦名山阳，但向秀闻笛的山阳在河南修武（今并入焦作市）。这里只是感慨故旧零落。

　　过淮阴自必想到韩信，他在年轻落魄时，常受当地少年侮辱，曾对他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又说：“信能死（不怕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裤下。”韩信只得俯身出裤下，众人皆笑信儒怯。作者用这典故，暗喻自己的应征将被人笑其懦怯，自己的心中也未始没有悔恨苟全之意。

　　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曾作《招隐士》，哀伤屈原的身世，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开头两句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王诗的原意无贬义，意为朝市中同样可以隐居，后来也有以“大隐在朝”讽喻士人的热中而假清高。吴诗用的是贬义，讽刺别人，也包括自已，因为作者本志只想隐居乡里，现在却与本志完全相反，也不必再续《离骚》，哀屈原的心恋故国了。

　　末两句由韩信欲报漂母一饭之恩，而深惭自己枉负明朝的深恩。明思宗对伟业很赏识，还曾特赐他归里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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